尤其是"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一功能，使国体概念不再是静态的，而变为一个对政治体的有机发展具有指引作用的动态概念。
不过，这一研究方向，主要是何海波教授所描述和归纳的立法法学范式，在行政法释义学方面，着力不多。1998年后公报案例虽不再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但仍然在经过编辑后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因此仍可以将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类案件的司法态度看待。
王名扬先生认为，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不同。[65]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关键词搜索，有2904篇，以抽象行政行为为篇名搜索，则有456篇[其中，一直到1998年，都只有个位数结果，而到了2000年，则上升到20余篇，最高的年份2005年达到41篇]。[42]参见梁书文、江必新：第五讲 行政行为[上]，《学习与辅导》1988年第10期，第16～18页。[111]行政法实践者和研究者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内部无矛盾性方面着力甚多，为此进行着很多创造。
以具体行政行为为篇名，有371篇，其中2000年、2001年分别是20、21篇。本文针对法院在个案中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和建构进行法释义学的解读。[20]但这并不能改变国家法律化的进程，在今天的行政组织法教义学体系中，国家本身已不再是独立的权利义务承担者，而是由具体的机构承担，并发展出公法人的概念。
[28]作为公法人的国家既可对内直接利用国家财产，直接从事行政给付活动。【关键词】 国家所有权。[19]因此，耶利内克所提出的国家的公权利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第2款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则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并与第1款相呼应，构成了私有财产权这一宪法权利的消极防御权属性与相对应的国家积极的保护性义务，而依照法律也意味着这种积极的国家保护义务主要通过立法这种政治民主程序加以实现。
比如有些国家财产之所以采用私法方式经营，其目的在于更为有效地利用国家财产，防止其受官僚主义的过度拘束，如铁路、电信行业的民营化。对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修改。
[6]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所有提升至公法层面加以规制与将国家所有界定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之间存在截然区别。[30]因此，需要从作为公法人之国家和作为私法人之国家的两个层面分析国家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情况。[12]Vgl. M. Stolleis, Geschichte deso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II 1800～1914, Munchen 1992, S. 108 [13]在伯肯弗尔德（E. -W. Bockenforde）看来，虽然施塔尔承认国家的有机性，分享有机主义国家理论的结论，并承认国家的人格性，但却拒绝将国家本身视为有机体，而是将其视为营造物和道德王国。由于国家的经济能力如此巨大，其形成富有成效之集权决断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不能允许国家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将货币单纯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法律形态相互之间必须被视为具有基本权利能力。国家既可直接参与私经济活动中，如政府采购，又可委托通过私法形式组织的国有公司掌握铁路、电力、矿藏等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现国家任务。1982年宪法通过时，虽然慢慢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存在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70]但毕竟社会主义公有制仍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其目的在于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行计划经济，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5]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那么就会发现国家所有的逻辑与国家主权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这里的国家都可还原为全民，都可以从国家的不可代表性与国家和政府的落差中推导出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性以及政府的义务与责任。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财产权这种自由保障功能在高度分化的、区分不同类型具有资产价值的主观私权的私法秩序中就是不合适的。第10条第3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现代社会的新形势为传统的行政组织法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甚至导致了行政法观念的转变。[64]在卢曼看来，在今天多元分化的社会中，财产权的证立无法从更高级的理性自然法中实现，其本质意义不在于保护个体的人格属性，或者说财产所有者的个体人格需求，也不在于满足其特殊的物质需求，它保障的是（个体）在经济沟通系统中的参与角色，因为如果没有此种保障，（经济的）沟通系统就无法得以一般化。
[56] 因此，对于卢曼来说，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分化必须得以维持，就经济系统而言，其必须防止以政治系统为典型的其他系统的侵蚀，而基本权利中的财产权恰恰具有此种功能。政治系统通过大量非经济的工具应用就可能导致这种界限的逾越，[69]比如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决策影响经济的走向，通过资源的垄断阻碍市场竞争，通过权力的方式挤压私人资本，从而导致与民争利的现象出现。2004年修宪是1978年之后私有财产重要性不断提高的最终体现，这也意味着1982年《宪法》中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实现了悄然的翻转，个体从国家理想中解放出来，拥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其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些不同领域保持经济收益与公共任务之间的平衡，而这显然也需要针对不同领域进行分类化的处理。[61]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彼时的经济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政治系统而缺乏独立和自主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之后，才有所改变，经济系统才从政治系统的羁绊中逐渐分离出来。这一判断的错误之处在于，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纠葛，不应从基本权的角度，而应从超越权限的角度加以分析。
在我国的语境下，根据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可表现为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国家机构，地方人大、地方人民政府、地方审判机构与检察机构等均属于国家机构之一部分。然而因为有机体理论的影响，耶利内克承认国家作为有机统一体（Einheit）的权利，却否认了其组成部分（国家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法权利。
但自格贝尔开始建构的法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仍未彻底摆脱有机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因为国家有机体理论所预设的国家的人格性构成了国家概念法学建构的基础。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是在国家保护的范畴之下，此处的国家保护并非是从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之中衍生出来的国家保护义务，[77]即国家在消极不干涉之外、还需提供积极的保护，而是意味着私有财产在当时仍然处于国家目的的范畴之内，其已经包含了私有财产可以让位于国家目的的意涵。
但宪法中的公共财产与国家所有条款其设立目的又不尽相同：公共财产从规范产生来看，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相连的，与公有制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连，而国家所有在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之外设立的目的在于某些公共资源之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特殊性与稀缺性，国家所有可以视为公共财产条款的特殊条款。49]毋宁说，财产权的设立在于保障作为法律之人格的个体市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到社会形成（Sozialgestaltung）中，[50]就此而言，宪法不会因生存保障之故而通过财产权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安排，与《德国基本法》第12条第1款、第9条第1款及第2条第1款一样，财产权的宗旨同样在于保障个体在经济领域的自治，即财产法领域的私人自治。
1993年的《宪法》修改无疑是一种体系上的改变。如果在百年前和当今的双重语境下交叠使用国家所有权这一概念，无疑会产生关公战秦琼式的误会，导致对国家所有权的误读。因为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成熟，在已经实现了早期市民法治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之后，这一自由主义的论断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生活而言到底多少财产才是必需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为什么自由或者尊严应该以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于芸芸众生之间？[63]这种以私有财产保护为旨向的自由主义理论因此可能遭遇到一种实质平等式的、最终以否定私有财产为方向的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只有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思维才能保证宪法上的财产概念具有可操作性。这并非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历史主义解读，而是通过历史的变迁寻找文本今天的意义，其意义还在于可以避免将宪法当作一个我们希望看到什么就能从中看到什么的水晶球。
[29]参见前注[22]，H. Maurer书，第45页以下。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
[4]这不仅是对双阶构造的一种误读，同时也是对宪法权利功能的一种误读。对此，卢曼（Niklas Luhmann）曾有过论述，在他看来，财产权的功能变迁与经济系统的功能变迁是同步的。
这并非一种从占有到规制的转变，[87]其基础也并非宪法中的国家所有权或者某种政治哲学上的平等观，[88]而是宪法中国家所有和公共财产条款因其公共属性所内含的特质。61，S．82（102f.）． [43]Vgl. BVerfGE 15，S．256（262）。
就本质而言，国家是始源性的行政主体，因为国家占有原初的统治权，其存在与权限无法从其他任何机构中产生出来。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仍处于政治系统的控制之下，经济的运行要服从于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国营经济的存在就是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而设的。（三）国家所有的规范目的与功能 从文本的结构来看，对国家所有的理解应放到《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框架下理解，而非《宪法》第13条私有财产权。在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产生以及企业自主权的逐渐放开，价格问题变得异常突出，价格不合理集中体现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低，而加工工业品价格高，国家指令性价格体制导致了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76]因此在1984年之后，鉴于这种新旧体制的并存，就采用了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4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入宪以及全面推行，双轨制最终并轨，而价格改革的彻底转型也意味着在中国经济系统自主性的雏形已经形成。
因此，国营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转变就不仅仅在国有企业方面产生影响，同样对国家所有的方面，包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均产生影响。这由此产生一种颇令人纠结的逻辑：为控制国家所有权的过度使用，需将其提升至公法层面，建构一种宪法所有权一民法所有权式的双阶构造，宪法所有权在这里却不再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权利属性，而是包含了公共性的考量，甚至被解读为国家的基本义务。
这也表明，国家所有绝不仅仅是经济系统运作的一部分，而更多属于政治系统的运作，负有公共任务和政治使命，因此应主要按照政治系统的逻辑展开，通过体现政治民主过程的立法加以规制。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4～18页。
第4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一点从2004年修宪新增了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可以看出。
